其实不止是袁阳春等打牌人员心灰意冷。
甚至是整个李袁坝生产队的社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也是不高的。
原因无他，就在于生产队这样的劳作模式，并不能有效解决公平问题。
比如社员在同一个小组劳动，同样是播小麦、种水稻，工分基数一样，有的人手脚麻利干得快，有的人力气大出力多。
但一天下来，干得快、出力多的人却和干得慢、出力少的人得到的工分一样，明显的不合理。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员们上山干活“出工不出力，出工只为混工分”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生产队的田地总产量也一年比一年低。
而据统计，最近几年李袁坝的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口粮减少的同时，消耗粮食的人不减反增，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
而且现在的情况是，商品还不能按市场经济自由流通。
坝上人如果想买点日常生活用品，必须前往古田大队部旁边唯一的一个“代销店”购买。
假如想买的东西代销店里没有，那就只能去公社的“供销社”里购买了。
私人想做点生意，不现实。
因此，除了被动的随队上山劳动换取生活物资，坝上人对生活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但生活这驾马车，再不如意也得拉着车轱辘继续过下去。
就拿坝上的李少康一家来讲，家中小孩四个，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一岁。
老母亲快六十岁了仍在跟着两口子出工干活，常年辛苦劳作，前两年还勉强能够糊口，最近就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昨办？只能硬着头皮向家境稍稍好点的人家借钱借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上。
新年里头，李少康妻子要回娘家，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回去，可孩子身上压根就没有一件好一点的衣服。
为了在娘家父母、兄妹面前撑撑门面，李少康妻子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关系比较好的人家借。可别家孩子新年里也得走亲戚呀，那就只能等！
总之是一套好一点的衣服，在几个家庭的同龄孩子之间轮换着穿来穿去，轮到后来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袁林海本家侄子袁东阳，妻子患有羊癫疯，时不时就要发作一次。
发作时，人事不醒口吐白沫，几个年幼的孩子惊恐得嚎啕大哭。袁东阳每次只能伸出手指头，死死的掐着妻子的人中，等妻子醒过来后还要去哄孩子。
一直以来，李东阳在生产队社员中的口碑比较好，干活从不推三阻四，社员都愿意跟他分在同一个小组劳动。
可再强的人精力总是有限。
李东阳上山干活去了，妻子又身缠疾病，年幼的孩子便整天没有人照管。
几个孩子到了吃饭点，没有吃的就拿着生红薯啃，红薯没洗，皮上还带着泥，孩子用脏兮兮的小手抹一抹就往嘴里送。
没多久，几个孩子都哭喊着肚子疼，严重时疼得倒在地上满地打滚。
孩子大便时，粪便一坨坨拉出来，里面全是粉条状的糙虫（蛔虫），摊摆在路边让人直犯嘀咕……
生产队长袁保华的亲弟弟袁长柜，常年受袁保华的特殊照顾，仍然过得“失魂落魄”有苦难言。
生产队每年都会养几头猪，既可以卖掉换钱，也可以在逢年过节时拖出猪圈宰杀，然后全队社员共同分肉。
相对的，养猪比上山干活要轻松许多。
于是养猪这个好差使，因为袁保华当生产队长的缘故，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袁长柜身上，坝上不少社员对此颇有微词。
好在袁长柜还算勤快，养猪也比较用心——每天准时投料喂料、准时清扫猪圈，从不拉下。
但也许是上天捉弄，袁长柜连续几年运势不佳，所养的猪是养一头死一头。
猪死了，工分也就没了，只能“望猪哀叹”，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袁保华接济。
靠人接济的日子不是个好滋味。
家里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生病了需要花钱治疗等等，袁长柜只好耷拉着脑袋向哥哥袁保华借。
袁保华眼睛一瞪，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慢腾腾的折回房间，从枕头底下摸索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往袁长柜身前的桌子上一拍，转身出门去了。
不止要看哥哥袁保华的脸色，袁长柜在家里还时常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骂袁长柜没能耐，不是男人，生个男人的东西却没球本事……
可怜的人哪！
袁林海自从与几个哥哥分家以来，家里就没有半分积蓄。
分家单独过没多长时间，李淑芳就先后怀上了大儿子和二狗子，上山劳作的时间相对大减，全家的压力几乎一下子全集中到了袁林海一个人身上。
等到二狗子半岁大，李淑芳可以上山劳作时，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了。
而随着二狗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开销还在持续增长，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