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内农村的基层管理方式与现在并不一样。
那时候，公社下面设大队，大队下面再设生产队。
同时，各家各户的生产劳动由所属生产队统一安排和组织，社员们根据安排的劳动获取工分，总工分的多少将直接决定各家各户全年的收入。
在李袁坝，按不同的劳动时间和强度，正常情况下，参与劳动的人们每人每天可以获得一至八个工分……
现在，时间到了一九七五年。
每天早上，古田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袁保华在扩音喇叭里一声吆喝，李袁坝的社员们便前往操场山山南麓的老槐树下集中，然后一起出山下地劳动……
李淑芳生完孩子后，今儿个是第一次跟随生产队出门干活。
不出工不行呀，家里只靠林海一人的工资，实在是无法维持生计。
四月料峭的晨风还带着几许寒意。
李淑芳在半岁大的二狗子小脑袋上扣了一顶遮风帽，用厚实的布单裹住小家伙的身子，再用布条将小家伙紧紧的搂背在身上，就这样出门上山干活了。
只是今天，干活的社员明显又比昨日少了几个。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少了哪些人——肯定是伍志平、袁阳春、李述文、李百中四人。
这四人是牌桌上的“超级死党”。
只要有一人提议打牌赌博，其他几人除非有非常紧急的事情难以脱身，否则必定会积极响应。
而且一般都是吃过晚饭就开始打，通宵达旦，一直打到第二天黎明鸡叫时分，才恋恋不舍的离开牌桌现场——原农业社一间荒废的保管室。
走出保管室，几人也不上山干活，直接回家蒙头睡大觉。
白天睡觉不干活挣不到工分，没工分就预示着必然要受穷挨饿，肚子都要挨饿了，两口子能不吵架？
每当这个时候，几个超级死党口中的说词便高度一致——打牌治色。
“哎呀，我们也就熬熬夜夜打打牌，至于这样埋汰吗？我们打牌还是好事情呢，起码没有时间去鬼混，不会变心、不会拈花惹草是不？跟你说啊，袁林海上台唱戏时，扮演的那个陈世美你总知道吧，那个自在风流……”
一番振振有词的随口胡馅，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够蒙混过关，几次之后就再也不灵了。
“就你这愣不愣的熊样，长得长不像冬瓜短不像葫芦，还能做陈世美？我呸……”家里随之就会一阵鸡飞狗跳。
抗不住的男人很无奈。
咋办？上山干活去呗！
拖着沉重的脚步，迷瞪着两只熊猫眼，跟随大部队上山干活。
可干着干着这几人就不见了踪影。
上哪儿去了？自然是瞌睡得不行，悄悄躲到哪个旮旯角落里睡大觉去了呀。
如此明目张胆的偷奸耍滑行为，被分到同一个小组劳动的社员们意见可就大了。
“哎呀我去，我们老老实实干活，你偷懒睡觉还拿一样的工分，凭什么？”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生产队长袁保华。
袁保华当众宣布：“此人今天的工分全扣！”
男人怏怏的回到家里，一天没挣一个工分，两口子之间再一次的争吵在所难免。
可是牌桌上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没消停几天，哥几个你约我、我约你，又悄悄凑到了牌桌上。一边切磋牌技，一边交流对付家中“母老虎”的心得体会。
“哎哟，志平、阳春还有百中，不是我说你们仨，咱们每打一次牌，你们家里的母老虎就会折腾一翻，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李述文嘴上八字胡一撇，老神在在的问道。
“嘿嘿，吵就吵，谁怕谁！”伍志平不紧不慢的打出一张牌。
“等等，我杠……，杠的就是母老虎……”李百中兴奋的抽出手中三张同样的纸牌，用力砸到牌桌上。
李述文半躬着身，促狭的朝伍志平眨着猥琐的斗鸡眼，阴阳怪气的说道：“志平，百中要杠你家母老虎哟，让杠不让杠？李百中你个狗日的，杠个卵蛋啊，你这一杠我还胡个球啊？”
“哈哈哈哈……”牌桌几人放声大笑。
李百中跟着笑完，潇洒的摔出一张牌，嘴里高唱一句：“老幺……”
“胡喽胡喽……真准，绝张老幺！李百中啊李百中，你果然是百发百中，神炮手真是名不虚传呀！”袁阳春亮出手中的纸牌，手指李百中捧腹大笑。
“活该，活该！”伍志平和李述文跟着大声起哄……
类似的场景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岁月，牌桌上的四人也算得上是苦中作乐的奇葩了。
日头日复一日，牌场依旧，欢声依旧。
只是到后来，四个牌场神棍家里是越过越穷，简直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
李百中三十多岁，身躯矮壮。
兄弟两个已经分家，大哥负责供养父亲，他自己则负责供养年过花甲的母亲。
李百中的老婆胡凤仙，性格泼辣，娘家离李袁坝很近，就在古田大队第四生产队。
自从嫁给李百中后，胡凤仙心情就没怎么舒坦过。特别是自孩子出生以来，李百中迷上了打牌赌博，不出去挣工分，不带孩子，让人忍无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