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站在历史肩膀上的巨人，陈应比大唐最联盟的房玄龄、魏征看得更清楚。大唐由盛转衰，最大的根子，不是出在李隆基身上，而是出在唐初。既制定大唐框架结构和武德律的李建成和李渊身上。
就像租庸调制，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二月规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丁男二十岁以上，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还田。政府依据授田纪录而向人民徵收租庸调。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
李建成在李密的帮助下，制定这个租庸调制的时候，极大的缓解了大唐自武德元年浅水塬之败，财政枯竭的窘迫局面，为盛世大唐打下了基础。
但是，李建成并没有考虑到，任何政治制度，都有一定的时效性。一旦人口逞爆炸式增加，超过土地的承受能力，就会酿成巨变。租庸调定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坏，租庸调法则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朝廷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
当然，怛罗斯之败也好，大非川之败也罢，包括后面的安史之乱，最大的根源其实就是租庸调制制度的崩塌。
一个开国制度的崩塌，也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曹操兴也屯田，曹魏败也屯田。大明兴也军户，败也军户制。满清成也铁庄稼，败也铁庄稼，生生把三百万人养成了蠢猪。至于常申凯，他是成也黄埔，败也黄埔。
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轮回，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
陈应可以清晰的看到租庸调制的弊端，陈应相信，魏征也好，房玄龄也罢，甚至王、韦挺包括杨恭仁、甚至宇文士及他们，一定也能看到这个问题。关键是，他们都是聪明人，都想着明哲保身。
陈应自然也不愿意充当这个出头鸟，出头的橼子先烂这个道理他明白，陈应并不想当商鞅，任何政治改革，都是血淋淋的，必然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阶级的奶酪，所以但凡改革先行者，必然不会有好下场，绝对会遗祸子孙。
陈应不想当商鞅，也不好看到大唐继续在原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他在出任西域大都护府大都护的时候，就有意识的推行摊丁入亩制度。
内治，不像战场，敌人就在那里，带着兵一路辗压过去，最后获得胜利。哪怕兵力处于劣势，陈应也不担心，毕竟，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金手指，借助科学的力量，装备的力量，来弥补人数上的劣势。
所以在安西的时候，陈应采取了一手大棒一手甜枣的策略，西域土著百姓，都是淳朴的，最多的不过是生性彪悍了一些而已，不过，在安西，凭借着大败统叶护可汗二十万大军、以及败慕容伏允十万大军的威名，陈应非常顺利的推行了同化。
当然，在吐蕃同样也是如此。这里的吐蕃普通奴隶和百姓，他们也很淳朴，可是对于他们的部落头人，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同，他们才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人，如果沾上毛，他们都是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