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来的那天下午，施建军见他办公室里没了人，才再次走进来压低声对他说：“杨局长，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听说，这次你又让他们大感意外。”
他这段时间被关在里面，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这次检察院放他时，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客气给他赔礼道歉，而是有个陌生的检察官过来对他说，杨局长，我们暂时没有查到你有什么重大的违纪或者犯罪证据，所以先放你出去。如果你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希望你能主动来跟我们说清楚，好不好？一点抓错人的道歉语气都没有。
这就说明他们这次是有准备有预谋的，要把他整倒。结果不仅没有查到他的犯罪证据，还了解到了他廉洁奉公方面的一些事情，这就让他们感到很尴尬，又不能捏造事实，就不得不放了他。但这次他们不能再给他认错，再认错，要是杨兴宇上告的话，他们就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能来突然抓他，肯定有一帮人，或者有一两个实权人物点头才行动的。那么，这些人是谁呢？朱金和肯定是其中一个最得力的干将，还有一些人，譬如，陶顺仁，顾卫东，刘桂花，甚至韩少良，都在背后诬陷他，把举报材料送到检察院。也有人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周市长或者郝书记那里，他们中有人点头同意，或者出面给检察院下指示，检察院才来带他走的。杨兴宇反复想着对他实行“双规”的一系列程序，觉得这背后的情况有些复杂，也搞不清楚。
他问施建军：“你是听谁说的？”施建军说：“我听我一个大学同学说的，他是检察院批捕科的副科长。”
“哦？”杨兴宇沉吟着说，“他们不敢承认错误，也不敢公布这样的事实，但暗地里还是有人传了出来。”
施建军说：“这就是民意啊，这种消息封锁是封锁不住的，甚至越封锁，反而会在暗地里越传得快。杨局长，这对你是极为有利的。我感觉你这次受屈，比以前在华隆集团受屈时的反作用还要大。”
“我没有想得那么好。”他呆呆地说，“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就这样放过我的。”
施建军说：“那你知道是谁在搞你吗？要是知道的话，你也应该进行反击啊。”
杨兴宇没有吱声。他当时还没有想好如何进行反击，所以不能把朱金和等人说出来。事后他才想，其实他真的可以利用这个被冤屈的机会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去进行活动，一方面继续搜集朱金和他们的犯罪证据，一方面多方联系正义的力量，跟*分子展开较量。
现在娇妻孙小琳也建议他开始实施反击，在教育局，他可以暗中联络反腐力量，像颜副局长施建军和丁处长等人，跟朱金和顾卫东陶顺仁刘桂花等人抗衡。在外面，要想方设法获得清廉正派领导的支持，最好是能够得到市委梁书记的支持。
他们都知道，朱金和他们的后台很硬，市里直接有周市长和郝书记支持，省里可能还有更大的后台。所以斗争的胜负，最后不仅取决于正义与邪恶，事实与法律，还取决于权力和民心。而在中国，权力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天晚上，孙小琳经过考虑，才把杨兴宇被双规期间的一件事告诉了他，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孙小琳说：“有一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告诉你为好。但你听后，不要胡思乱想，要冷静对待好不好？
“嗯？”杨兴宇警惕地问，“你又瞒着我做了什么事？”
孙小琳也有些委屈地说：“那时，我见你一直不出来，就向检察院提出申请，想来看看你，他们却一直不同意。我非常生气，也很着急，就试着给郝书记打了个电话。唉，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市委当家书记，竟然也是这样一个男人。”
杨兴宇惊讶地问：“他怎么了？”
孙小琳呆呆地说：“我在电话里一说我的名字，他就说记得，还说一直没有忘记我。我就把你突然被双规的冤屈向他说了说，希望他帮忙支持公道，不要冤枉好人。他听完，沉吟了一下说，那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把事情的经过具体说一说。我挂了电话想，事情不是已经在电话里说清楚了吗？还要我去干什么？我当时不敢说朱金和他们想陷害你，而是说你可能是受实验小学校长胡思义案的牵连而被冤枉的。我怕他不安好心，就不敢去。可是只过了一会儿，他就主动打电话过来说，你不要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个美女直接来办公室找我不太好。我们还是在晚上约个地方见面吧。我委婉地说，这行吗？他反问，你到我办公室里来替被双规的丈夫说情，被别人知道了，影响好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他就又说，今天晚上，你找好了茶室，再打我电话，我马上赶过来。但你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告诉我，我很忙的。”